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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玉清:王铎《草书杜律卷》的极尽变化(上)

  王铎一生在书法上创作颇丰,成就极高,尤以草书名重书史。王铎的草书丕崇二王、复掺入唐人狂草趣味,同时还吸收黄庭坚、米芾书法的精神意蕴,渊源有自,消息多方,自树一帜,独领风骚,将草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

  王铎《草书杜律卷》(图1)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,素绫本,纵25.1cm,横220.2cm,凡38行,文本内容为杜甫的四首律诗,自署书于丙戌年(清顺治三年,1646年),王铎时年55岁。王铎身逢明末清初的乱世,仕途坎坷多艰,横跨两朝。其明朝入仕,降清为官,内心一直很矛盾,只活到61岁便作古了,故《草书杜律卷》是王铎书法成熟期、高峰期的作品。


  尽管王铎是以草书确立其在书法史中的地位,但在众多传世作品中仍以行书、行草占比最高。除临摹部分二王法帖外,纯草书作品遗存较少,《草书杜律卷》是王铎少量纯草书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。该作气势雄迈,勇力夺人,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,展露出鼓荡在王铎血脉中的、来自他灵魂深处的力量。

  全帖以中锋出之,然在圆转中也不乏回锋转折,方圆兼备,刚柔相济;提按顿挫变化较大,时出颤动的笔画;墨色由浓及淡到枯,层次丰富,奇肆天成;结体高古茂密,连笔较多,姿态欹侧;章法疏密有致,上下错落,大小参差又局势平衡。

  从整体来看,该作狂而不野俗,奇而不怪诞,开辟草书新局面,使草书焕发新活力。细细读来,此作的变化实在令人叹为观止,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  一、章构的多变。董其昌谓:“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,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。”王铎无疑深谙此理。弘一法师在谈书法的章法时甚至认为:“章法五十分,字三十五分,墨色五分,印章十分。”如果用此标准来衡量王铎草书作品,可以明显地感受到,他在章法上巧思营构的卓荦表现古今罕有出其右者。

  该作虽为手卷形式,行数较多,但王铎仍然能极好地避免上下齐整的机械感。开篇两行明显落低,第3行几乎顶格,第5行稍作下调后至第9行一路下沉,第10行稍作上调后至第13行一路上扬,第17行又顶格,嗣后数行再逐渐下调。如此情形在手卷下端亦然,凡此种种,无需一一列举。总之,通观全篇,很少有相邻数行上下完全齐整者,这是王铎的刻意经营还是无心成趣,亦未可知,或许这正是“极尽安排而了无痕迹”的究竟所在。

  而作品中,相邻字的字距或松或紧、行距或窄或宽,随机生发,一应自然。如第5行(图2)中,“塘”与“风”松,“风”与“物”紧,“悲”与“游”紧,“游”与“子”松。行距如:第9行与第10行窄,第10行与第11行宽;第14行与第15行窄,第15行与第16行宽等。大字(写得较放的字)如“声”“佛”“中”“残”“双”“丛”等,与同行的字几乎不在同一宽度的平行线上,即便在同一平行线上,其大小、形势也各不相同。每一行字数也不尽匀等,正文有三字一行的,有四字一行的,有五字一行的,也有一字独行的,最后落款字径较正文稍小,每行字数更多一点,行距更紧一点,形成块面状,与正文产生对比,匠心独运,别有情致。全卷左右观照,隔行通气,避就揖让,聚散合度。

 二、字态的多变。清梁巘说:“晋人尚韵,唐人尚法,宋人尚意,元明尚态。”王铎作为明末清初最有影响力的书家之一,将“尚态”发挥到极致。此作中,多数字左低右高呈左倾之势,以此来制造一种动感和生态,勾勒出一幅万马奔腾、千帆竞发的壮丽场面。但其中也夹杂着如“何”“倚”“子”“坐”“君”“生”“物”等右倾和中正的字,“声”“佛”“中”长竖向左下斜拉更起到牵扯、平衡局势的作用。结字也有松有紧,有收有放,很难用“内紧外松”或“外紧内松”一言蔽之。如“佛”“秦”“双”字的中宫团结、紧凑,向外舒展、扩张,呈内紧外松状;“何”“渡”“眼”字的中间宽博、开阔,外部收缩、含蓄,呈外紧内松状。每行的边缘总是呈不规则的S形,这即是字态的摇曳、欹侧所留下的动感图式。若将每个字的外沿用直线连接成平面几何图形,会发现整件作品就是由千姿百态的不同类型、大小各异的平面几何图形组成,仪态万千,变化无常。以第14行五字(图3)为例:“秦”字似正三角形,“五”字似椭圆形,“陵”字似底部在右方的梯形,“花”字似圆形,“满”字似正方形。通卷重复的字很多,但几无雷同,比如两个“何”字(图4-1、图4-2),两个“秋”字(图5-1、图5-2),三个“日”字(图6-1、图6-2、图6-3),两个“残”字(图7-1、图7-2),两个“随”字(图8-1、图8-2),两个“中”字(图9-1、图9-2),四个“风”字(图10-1、图10-2、图10-3、图10-4)等,字形变化丰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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